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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国际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华东理工大学举办
作者: 发表时间:2016-11-23阅读次数:444次

引言:“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框架下如何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与西方的发展经验有何不同?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家建构过程有无相似之处,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变以及新时代关系的变迁如何?这对全球治理有何启示?

11月19日、20日,在华东理工大学举办的“一带一路”与国际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上,来自中国、英国、荷兰、印度、孟加拉国等6个国家的80多位学者与会,围绕历史的视角、中印崛起对国际发展的启示、“一带一路”下的全球治理机制、“一带一路”下的内部迁移与跨国迁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较研究等多个议题进行学术研讨。

大会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何雪松教授主持,何雪松教授认为在国际局势纷杂变化的当今世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是想要重新塑造关于全球世界的叙事,国内社会学科的学者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徐永祥教授在致辞中从印度、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讲起,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对外发展的战略,更具有世界的意义,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社会的包容性进步提供了新的图景。

会议共有17个大会报告,分为“一带一路的关键议题”和“发展中的中国与世界” 两个单元。

在“一带一路的关键议题”单元,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海牙社会科学国际研究院Ashwani Saith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是基于全球格局发展的重新定位,核心是促进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合作网络。他认为这一计划既有远见性、又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代表着中国的崛起。但是在进入其他国家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和交易成本,中国必须谨慎处理其行为方式和加强对这些国家进行国别研究。同时Saith教授也提出了中国发展“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回答的三个问题: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与西方以往国家的类似战略有和不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东方国家关系如何?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中如何建议一套新的规则,来规避风险?

中国农业大学的徐秀丽副教授认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发展成为了国内学界的“热点”,但是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现代性单一发展的研究范式,我国研究国际发展必须在“中国软实力”、全球公共利益和全球治理框架下展开。

孟加拉国达卡大学的Muhammad Samad教授从历史脉络上,回顾了中国与孟加拉国的关系;讨论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孟加拉国与中国可能的合作空间,建议两国在政治互信和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合作,孟加拉国也希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受益。

华东理工大学的青年学者黄锐、彭德雷、潘春阳博士讨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面临的问题、中国企业面临的法律环境问题、以及中国企业投资对“一带一路”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香港科技大学陈伟博士通过对上海39万海外移民数据变化的分析,认为2013年之后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移民数量在增多,我们必须重视“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移民人口的影响并做好应对。

在“发展中的中国与世界”单元,中山大学王宁教授讨论了中国城市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政策从“系统吸引力”转向“政策礼物”的深层次原因,建议在中央层面进行政策协调,平衡区域之间的发展;上海大学张文宏教授讨论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流动,提出开放程度、家庭的社会资本、教育和性别在其中的显著作用。英国伦敦大学的Peter Kingstone教授在“商品繁荣后的拉丁美洲:基于新自由主义与发展的反思”的报告中,对拉丁美洲多来年经济繁荣的“真实性”进行了反思,讨论了繁荣结束对该地区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的影响。

“国际儿童发展计划”组织Rekha Wazir博士以亚洲和欧洲为蓝本,对儿童政策进行了比较,认为以往的儿童研究多和贫困相联系,不太重视“儿童保护”的隐形因素,但是从儿童发展角度来看,性侵、残疾等“隐性因素”更需要得到重视。同时儿童发展还受到艾滋病、精神健康方面的影响。建议在儿童保护的基础上,加强对儿童领域“新出现的需求”进行研究并做出制度安排。

随后,在“中印比较”专题中,华东理工大学黄玉琴副教授对1980年以来中印两地妇女社会权利、经济地位发展状况的异同进行了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常姝博士对中印女性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进行了比较;西南政法大学刘静博士对中印经典影视剧文本的翻拍进行了对照,认为在现代化转型中,两国都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了反思。华东理工大学陈玮博士对大国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比较分析,说明了政府介入与国家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上海财经大学邢婷婷分析了多元信仰价值在当代中国青年人群中兴起的原因。

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教授在大会总结报告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四点联想:一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的崛起还是复兴?二是“一带一路”是否隐含产能和资本的输出?三是“一带一路”仅是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回应,还是中国试图要建立一个更和平、更平等、更合作的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四是“一带一路”的提出给中国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什么挑战?曹锦清教授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希望通过艰难的、有成效的现代化努力,恢复到我们中国曾经在世界的位置。而“一带一路”带来的中国产能和资本的输出,并不能在西方社会的帝国主义与扩张主义传统中进行理解,而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一样,利用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过程要和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同时,曹教授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不仅是对美国战略的回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世界合作体系,这其中,中国要更关注“一带”的发展。最后,曹锦清教授疾呼“一带一路”的提出急切地要求我国学术研究立场和视野的转型,对西方学术的“普适性”要进行质疑,不要让西方研究成为我们的“消费中心”。他还强调社会学者要加强对沿线国家进行深入的国别研究,尤其是要注重和中国类似国情的国家进行比较,特别是要重视中印比较研究。

据悉,华东理工大学“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高度重视国际发展研究,在徐永祥教授和曹锦清教授的带领下,成立了“中印比较研究中心”,组建了十余人的研究团队,与印度农村发展国家研究院和印度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建立了项目合作关系,2014年以来举办了4场大型国际发展研讨会,与国外十余家高校和社会组织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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